水利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1月底，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完成投资、投工、机械台班和工程量，分别占《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施方案》计划的73.5%、66.1%、63.2%和71.6%，有25个地区已经完成年度投资超过60%，其中天津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投资85%以上。

   在之前结束的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要把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公共财政投入重点，落实好土地出让收益计提及统筹、水利建设基金等政策，发挥公共财政在水利建设投入中的主导作用。

   水利部部长陈雷也在去年年末召开的全国水利系统厅局长会议上表示，新一年要牢牢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启动实施一批重大水利项目。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刘伟平表示，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将保持较大增加，2014年水利建设总投资仍将保持高位运行。

   按照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的目标，到2020年水利总投入要达到4万亿元，平均每年应安排投资4000亿元。

   刘伟平告诉记者，2011年至2013年年均落实水利建设投资3644亿元，占应安排投资的91.1%，总体落实情况较好。

   他进一步阐释，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加大水利建设投资力度，不仅有利于扭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局面，还可以发挥水利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水利投资迎来高峰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水利建设加速度前进，“十一五”时期全国水利建设总投资超过7000亿元，是“十五”水利投资的1.93倍，其中中央水利投资2934亿元，是“十五”的1.73倍，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确定的5152亿元投资预期。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水利之后，水利领域投资进一步提速。过去的三年，年均水利落实投资已达3644亿元，每年水利投资额已经超过整个“十一五”水利建设投资的一半。

   早先结束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透露，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在投资结构上要集中力量办大事，重点支持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水利就是重点投资领域之一。刘伟平亦对本刊表示，今年水利建设总投资将继续高位运行。

   在中央投资带动下，地方水利投资力度也空前加大，近年各地开始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市县乡及其相关部门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考核结果直接与干部任免、评先表优挂钩，辽宁、安徽、宁夏等地还实行考核“一票否决”。

   水利部的统计显示，2013年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西等8省(自治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累计投资均过百亿元。广东、云南等8个省(直辖市)还提高了土地出让收益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及统筹比例。从全国范围观察，去年地方水利建设资金落实2989亿元，较2012年增长50.7%，是2011年的1.67倍，年均增幅接近30%。

   与此同时，水利建设项目市场融资能力逐步增强，2011年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达到361亿元，2012年达到355亿元，2013年达到1039亿元。

   对于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刘伟平认为，下一步应该在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把引调水工程、水源工程建设等作为吸引社会资本的重要领域，积极发展新型水利项目融资模式。对于准公益性水利工程，制定政府补贴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个人等符合条件的投资主体，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投入水利工程建设。

   补齐水利短板

   在刘伟平看来，由于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相匹配、洪涝灾害多发等复杂因素，仍需建设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提高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

   供水安全是首要问题，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21个城市群中，华北、西北、中原等区域有11个城市群处于资源性缺水地区;在全国657个建制市中，近一半存在不同程度缺水。“许多城市和县城供水主要依靠中小河流，大多水源不足且径流丰枯变化大。”刘伟平说，“在城镇化进程中，现有水源难以满足用水增长需求。”

   以2014年重点水利项目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安徽“引江济淮”工程为例，水资源限制已成为两省多个城市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为了满足下一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两省都不惜投入巨资建设骨干水利工程，“引汉济渭”工程计划投资达到168亿元，“引江济淮”工程静态投资就已经超过250亿元。

   防洪安全是另一个棘手的难题，2013年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发生的流域性大洪水，进一步暴露出我国大江大河防洪还存在薄弱环节。这包括一些江河干堤防洪标准不高、部分江河缺乏控制性枢纽工程、蓄滞洪区建设严重滞后等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建设一批江河防洪骨干工程，增强防御流域性大洪水的能力。”刘伟平说。

   农业生产新形势也对水利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一号文件”，粮食安全都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接受采访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良芳说，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目标，金融部门应该集中金融资源，支持粮食生产。其中，加快水利建设补齐农业发展的短板为当务之急。

   刘伟平介绍，目前，我国有效灌溉面积生产了全国约75%的粮食，还需在东北平原、长江流域等水土资源较好地区，新建一批设施完善、用水高效、稳产高产的大型灌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好水利基础。

   这些项目包括在东北地区，重点实施黑龙江“两江一湖”灌区、吉林松原、嫩江尼尔基水库配套灌区等大型灌区建设;在长江上中游地区，结合水库工程建设，重点实施四川向家坝、湖南涔天河、江西廖坊等大型灌区建设，发展和改善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能。

   他进一步补充，在地下水资源危机的新形势下，还需要实施地下水重大保护工程，提高国家水资源战略储备能力，同时改善生态环境。

   作为水资源的组成部分，地下水是应对特大干旱的重要备用水源。但长期以来一些地区大量超采地下水，特别是华北地区已形成约12万平方公里超采区，造成战略性备用水源严重枯萎。

   水利大投资的多重效应

   进一步放宽视野，水利建设不仅有利于解决农业、工业以及生活用水的需求，对于当下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还具有多重衍生效应。

   受访专家分析，当前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手段，但与以往不同，今后一段时期政府投资会主要投入包括水利建设在内的基础性工程和民生领域，既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为拉动整体经济提供强劲动力。

   郑良芳就对记者表示，适度扶持扩大民生领域的政府投资，上马一批迟早都要建设、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民生类公共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譬如重大水利工程，有利于合理利用和消化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是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手段。

   刘伟平认为，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具有多重效应。他说，水利建设骨干工程多，面上项目广，吸纳投资大，产业链条长，能迅速形成实物工程量。

   他具体分析说，其一，水利工程建成以后可以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增强水资源调控能力，改善生活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其二，有利于扭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局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三，有利于发挥水利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投资水利建设，在建设时期可以带动建筑、机电设备制造、安装工程以及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快速拉动内需，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

   不仅如此，水利建设也是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李克强总理早前指出，国家将拿出更多资金，并改变“撒胡椒面”的投入方式，在中西部集中建设一批重大调水工程、大型水库和骨干渠网，推进中西部发展和城镇化。

   “水利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水利自身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也十分突出，中西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东部差距十分明显，水利保障能力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刘伟平解释说，“因此，重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更多地向中西部倾斜，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水利支撑和保障。”

   进一步而言，这些重大水利工程不仅能有效支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